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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正是出于上述考虑，2018年3月，华翀基金与*ST太和、何文辉签署《认购协议》，以由华翀基金出资14000万元，获取股份制改革后太和水的8.38%的股份。三者还签订了《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的相关条款。何文辉和*ST太和对公司的业绩做了承诺：2018年不低于1.8亿元，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累计利润8亿元；太和水经营活动净现金流2018年不低于5000万元，2019年不低于6000万元，2020年不低于7000万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注意到，这一对赌相当激进。从*ST太和自身业绩表现来看，2017年，太和水经审计的净利润仅0.66亿元，2018年净利润却对赌为1.8亿元，同比增长172.73%。要依靠主业实现净利润“跳跃式增长”，即便以30%的净利率测算，则太和水2018年的营收要暴增至6亿元，2017年，太和水的营收仅2.75亿元。这意味着要完成对赌，营收需增加3.5亿左右，一旦华翀基金不兑现口头承诺，何文辉将面临对赌失败风险。

　　一审法院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认为，案涉业绩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方式条款属于双方意定“对赌协议”的一部分，且业绩补偿条款系针对公司上市申报后的补偿约定，对其效力的认定，不仅涉及公司内部关系调整，还涉及证券监管要求以及证券市场交易安全和其他投资者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等考量。因此认定业绩补偿协议估值调整和业绩补偿方式条款属于在上市申报期间应当清理而未清理的条款，该对赌条款虽在上市申报前解除，但在申报后审核期间另行签署，违反公序良俗，应当认定无效。何文辉一审胜诉。

　　不过，二审法院上海金融法院认为，业绩补偿协议是发行人股东之间进行固定金额的现金补偿，合同当事人不包括发行人，合同内容不与市值挂钩，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在案证据亦不能证明该协议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金融交易安全或其他中小投资者权益造成严重影响，难以认定该协议属于上市申报前必须清理的对赌协议的范畴，也即，业绩补充协议不存在因违反金融市场公共秩序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属有效。何文辉二审败诉。

　　对此，北京周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新波指出，两审法院均认为对赌协议涉及控股股东的负债情况，在公司上市时应当予以披露；同时，关于《业绩补偿协议》本身效力的判断问题，两审法院关注的重点也都集中在该协议的披露及履行对上市公司（主要是中小投资者）的具体影响，进而涉及对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中公序良俗标准的判断问题，而证监会发布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中的相关规定正是对该问题进行判断的标准。

　　具体而言，判断对赌协议应否在上市申报前进行清理的标准包括：发行人是否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对赌协议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对赌协议是否与市值挂钩；对赌协议是否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导致一审与二审的判决结果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对于何文辉向华翀基金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两审法院判断不同，以至于在何文辉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是否会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及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受损的问题上，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目前，*ST太和新控股股东北京欣欣炫灿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北京欣欣”）持股1358.96万股，占*ST太和总股本的12%，何文辉持股1196.39万股（其中472.12万股股份被司法冻结），占比10.56%，华翀基金持股725万股，占比6.40%。*ST太和因2024年主业收入未超过3亿元而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任意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留给*ST太和的时间已不足五个月。如今，在保壳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公司股东旧怨已起，给公司保壳增添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