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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中国发展的方向与模式问题。表面看，中国的崛起或发展的方向似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例如，从经济体制上看，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最近几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能轻易否定计划经济，我国的宏观调控就是有计划地管理国家的经济整体。随着全球化经济体制的形成，超越国家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全球化的宏观调控也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市场和计划在当代经济发展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单纯市场化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再如，从产业结构推进上看，中国的发展方向似乎就是工业化。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是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崛起的，甚至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也是在工业化的框架中实现现代化的，直至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腾飞都是在工业化的模式下实现的。

　　第二，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特点及大趋势问题。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崛起的历史大背景问题。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因此，准确深刻地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背景，对于我们顺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是什么？简单地讲主要有两点：一是工业危机已经来临；二是新工业革命已经兴起。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工业危机已经来临、新工业革命已经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努力避免陷入工业危机，努力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

　　今天，我们说中国的崛起是一场大革命，正是从人类文明新的、历史性变革的意义上来讲的，它像英国崛起时的工业革命、古埃及崛起时的农业革命一样，是历史大革命。中国崛起的人类文明大革命是什么革命呢？这就是新工业革命，就是从工业时代走向新工业时代的人类文明形态新的历史性大变革。事实已经表明，工业危机已经到来，全球不可能完全实现工业化，中国等人口大国不可能建设发达的工业化，也就是说中国等人口大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工业化的模式下实现现代化。

　　第二，正在建设工业化和追逐发达工业化的人口大国有陷入工业危机的风险。地球资源和环境条件的局限性决定了全球工业化发展的极限已不言自明，但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建立发达工业化也有困难吗？我们必须看到，目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与中国一起奔向工业化和追逐发达工业化的国家还有许多。2003年，美国高盛公司提出了“BRICs”的概念，它指的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组成的阵营，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阵营。这几个国家都是人口大国，几十年后，这几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将达30亿以上。这就是说，目前建设工业化和追逐发达工业化的人口至少有30多亿。这么大的人口总量在同时建设工业化和追逐发达的工业化，能够实现吗？换句话说，全球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还能允许10个美国同时崛起、同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吗？这显然不行。

　　第三，正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人口大国也有积极应对工业危机而率先进行新工业革命的希望。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他们或者在工业危机中再次衰落下去，或者在新工业化中真正崛起，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因此，如果这些大国能够清醒认识当前工业危机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自觉选择避免陷入工业危机和进行新工业革命的发展道路，它们就有可能在新工业革命中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新时代的先进国家。当然，如果不能自觉放弃追逐发达工业化和进行新工业革命，陷入工业危机就是难以避免的。

　　总体上讲，中国面临的发展形势就是上文所说的第二、第三种趋势，既有陷入工业危机的较大危险，又有避免工业危机而率先进行新工业革命的较大希望。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在追逐建设高度发达工业化的过程中，资源的匮乏和环境的恶化将会加大我国陷入工业危机的危险性，弄不好会造成经济的停滞和衰退，进而形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安全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必须避免陷入工业危机。但是，防止工业危机不能采取被动战略，必须采取主动战略，而主动战略本质上又是发展战略。从宏观发展战略上看，中国的现状是未完成的工业化与正在兴起的新工业化，中国在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目标是既要完成工业化又必须实现新工业化。这就形成了中国21世纪的工业化和新工业化相统一的复合型分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即适度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新工业化发展战略。适度工业化发展战略只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初级战略和调适性战略，而新工业化发展战略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高级战略和根本战略。

　　中国崛起之所以不容易，归根结底就在于工业危机已经来临，中国的现代化已不能在工业化的框架中实现。显然，面对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由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作出历史性的新抉择，绝不能再继续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走下去，否则必然会陷入工业危机而再度落伍，中国必须抛弃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而率先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面临着最危险的工业危机，而应对工业危机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开拓新工业化。

　　工业时代形成的国际化社会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所以，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尤其是占据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强加于国际社会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强势民族主义政治。当工业危机来临时，全球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的政治体制也开始发生危机，例如全球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文化冲突等都导致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政治体制危机，急需全球化的社会体制和机制来解决。所以，新工业革命在国际政治体制上带来了全球一体化的大变革，全球人类开始步入真正高度整合化的新时代。

　　从根本上看，人类社会全球化是对社会民族化国家化的新突破，人类必须在新工业革命中探寻建设全球化的社会新形态。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工业化文明的社会形态，随着工业文明危机的到来，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国际关系也将出现危机。人类必须适应新工业革命的要求，不断探寻全球化社会的政治建设原则和经验。新工业时代是人类建成全球化文明的时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将在新工业革命中被突破，人类将实现空前的统一。

　　其一，社会观上的全人类意识。人类社会的组合遵循由小到大不断扩张的历史规律，包括以下几个时代：采猎时代是氏族部落社会，农业时代是农村城邦社会，工业时代是民族国家社会，新工业时代是全球一体化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了与之对应的社会观：采猎时代的社会观是氏族部落意识，农业时代的社会观是农村城邦意识，工业时代的社会观是民族国家意识，新工业时代的社会观是全人类意识即全球意识。所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亦即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的过程中，社会观必将发生从民族国家意识向全人类意识即全球意识转变。中华民族作为长期崇尚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念的伟大民族，在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过程中绝不会也绝不应该只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应牢牢树立全人类意识，努力推进社会发展的全球化。

　　其二，文化观上的宽容开放意识。民族国家的维系需要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文化认同，要突破民族国家的藩篱必须突破不同的文化观念形成的不同的文化认同。所以，中国在努力推进全球化社会建设中必须在文化观上积极树立宽容开放意识。不仅要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更要充分认识外民族的文化价值，积极推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深入整合和多样化发展。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最善于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佛教思想、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以及近代的西方文化都曾成为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发展的要素。在当代中国的崛起中，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交流整合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

　　其三，政治观上的平等协商意识。随着文化、经济上的全球化推进，政治层面上的全球化也要逐步展开，实际上，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上的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化要遵循平等协商的原则来进行。民族不分大小、国家不分强弱，在处理全球事务中都应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作用。要努力探索全球政治合作上的平等协商机制和体制，积极建立全球性的政治合作组织。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的问题，但在全球化社会的建设中都必须加以解决。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更应弘扬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念，积极推动全球社会的政治建设。

　　中国在全球一体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曾指出：“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方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以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与西方相反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7～289页）。民族主义追逐的是建立民族主权国家，世界主义或全球主义追逐的则是世界大同、全球一体化。所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建立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培养了世界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世界主义即全球主义精神才是建设全球一体化社会的根本力量。

　　社会革命，说到底就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革命，就是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的革命。中国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变革和建设。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是围绕着如何对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才又展开了如何变革和建设社会的问题。在这个焦点上，西方文明传统把个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文明传统则把社会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形成了西方文明个体至上的社会观和中国文明整体至上的社会观。

　　个体至上或曰个体主义的社会观在西方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文明特征的理念。在西方文明中，个体主义的基本理念不仅被普遍接受，而且被机构化、法律化。个体主义也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浪漫主义是感情上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是思想领域的个体主义，多元化是社会领域的个体主义，放任主义是经济领域的个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则是政治上的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在西方确实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中。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崇尚的是整体主义（也称群体主义）的社会理念。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社会结构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然、重整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特点。重整体而轻个体，是以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为体现的。“仁”是一个天然地强调关系的语符，表达的意向就是整体性，强调的是族群和社会意识，认为个人利益应当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在集体中一个人取得成就被视为集体的成就，集体感到光荣。此外，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将自然中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们的生活和活动周期相一致起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在人际关系方面偏重于社会，这必然导致中国人崇尚相互依靠、相互合作。

　　当然，也不能过度评价中国传统的整体主义社会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自然的血缘关系融于统治服从关系之中，整个社会关系的总体特征是“人的依赖关系”，即无独立性的个体对共同体的绝对依存。因此，宗法等级制国家特有的整体主义必然成为中国几千年统治社会的主流思想的特征，这种整体主义通过一整套与政治巧妙结合起来的伦理道德规范来修饰、掩盖和贯彻，并使矛盾调和，以寻求一种宗法社会内部的凝聚力。西方个体主义社会观则体现了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特征，在西方反封建和教会神权、争取独立人格时，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到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个体主义发展成极端个人主义，发展个性和解放个性变成藐视权威、主流、秩序、规范、和谐的极端思潮，这就导致社会共同生活秩序的腐蚀和瓦解。在当代西方，也有不少人对个体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现代化弊病进行反思，主张学习中国文化的整体主义传统。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使人们意识到，片面地追求整体优先也是不够的，也应重视个人的存在和发展，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形态就必须科学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应该看到，人类社会的组合水平总是在不断提高，从个人到社会群体、再到社会整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我们所处的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的时代，正是社会整体化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中国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新形态，必须充分关注整体主义的社会发展新趋势。

　　第二，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就是新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体制。新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生产是利用物理能源和元素材料进行的深层次物质生产，因而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生产，这使人类不再为物质财富稀缺而欠缺经济利益的公正，共同拥有社会财富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体制才能彻底建立起来。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全人类的共同享有制，而不是个人和国家所有制，地球社会成为统一体，这就是全球化即最大社会化的人类群体，亦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充分形态。

　　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和改造作用体现的不过是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和利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的并不是人类对于自然的价值而是自然对于人类的价值。不仅如此，在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和利用过程中还造成了对自然日益严重的破坏，这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负价值。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称为“反自然性”。人类的反自然性突出地表现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在人类历史已经发生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工业化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巨大的反自然性，或者说工业化对自然的破坏最为突出和严重。目前，世界性的工业危机已经来临，这也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反自然性使然。

　　我们不应当静止地对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应历史地、变化地对待它们的关系，特别要看到二者价值关系的历史转折。从总体上讲，人类对自然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类作为物质形态进化的产物本身就是自然界的高级阶段和高级形态，充分显示了大自然进化的神奇；二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反哺自然，成为保护自然和促进自然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人类作为宇宙演进的高级阶段和物质形态，担负着承继旧宇宙、开拓新宇宙的重大历史使命。

　　这三项价值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成为人类的不同任务和使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今天，工业危机已在全球出现，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需要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然对于人类呵护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反哺自然的历史责任。今后，人类必须建立起保护自然、促进自然发展的新文明人类一味吮吸自然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在保护自然和促进自然发展中寻求人类价值和实现人类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由此可见，如果只看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应该树立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同样，如果只顾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则可以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但当我们历史地、全面地把握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时，我们就会突破单方面地强调自然或人类的作用和价值，全面而深刻地摆正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既看到自然在人类存在和发展中的作用，也看到人类在大自然发展中的不可逾越的历史地位，这样我们就会把自然和人类的发展统一起来，形成既包含自然价值又包含人类价值的大自然价值观“大自然主义”。

　　“大自然主义”坚持如下原则：第一，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的物质形态的总和，作为大自然发展的基础阶段和组成部分，它们拥有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人类没有权力破坏它们的存在和演化，必须尊重和爱护它们的存在和演化；第二，自然界也是人类赖以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离开自然界，人类根本无处藏身，为了人类的持续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保护自然而绝不能破坏自然；第三，人类是大自然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继续推进宇宙演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大自然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类自身生存的角度看待人类的意义，必须全力保护和促进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第四，不论是保护自然还是保护人类，最终是为了保护和实现大自然的安全存在和不断发展。因此，人类应该在保护自身和自然的安全存在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大自然的发展，包括维护和促进自然界的不断优化和发展。

　　在人类的早期发展中，人类处于相对微弱的地位，适当突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但当人类逐步发展起来，并具有巨大力量之后，人类就应该把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和不断促进自然优化发展的历史责任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现在，我们已进入工业危机和新工业革命的时代，在这个历史时期，人类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并牢牢树立大自然主义的时候了。否则，不仅会影响到自然环境的安全，还将直接影响乃至扼杀人类自身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总之，工业时代是一个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旧时代，而新工业时代则应该是一个以大自然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新时代。显然，新工业革命把保护和推进自然发展当成了人类的本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崛起本质上就是要率先推进这样的人类价值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