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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法基于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和发展预测，并确定公司未来几年的现金流、贴现率以及公司现实且令人满意的增长率。因此，这种发展预测的建模比较困难，因为计算公式中所需的贴现率和永续增长率必须从某个地方获取。如果对上市可比公司的分析可以再次使用，就必须调整比率，这就留下了大量的解释空间，以及与卖家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最终价值，可以与进入价格进行比较。它还有助于对投资项目未能按预期路径发展的情形进行建模，从而设计出预防措施，对不利情形有所准备。

　　评估持续亏损的初创公司和破产公司可能很困难。对于初创公司，还没有真正的经营业绩，很难做出发展预测。透明度至关重要，投资者希望仔细评估管理层的执行能力及其对市场的了解。背景调查也很重要，这有助于投资者理解管理层将如何兑现预期，但它并没有为估值提供支持。大多数潜在投资者会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首先，他们将着眼于5～7年内最有可能的退出场景。他们将依据上述乘数估值方法，对那个时点的公司进行估值，并对一系列不确定性和时间因素进行折现，这就是退出时的估值。其次，他们将这一估值与公司当前投资者要求的估值进行比较，并考虑公司未来的资金需求（从而稀释他们可能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融资时当前投资者预期的估值与公司退出时的预期估值（完全稀释）之间的差异就是潜在投资者的业绩。这应该符合（最坏的情况下）或超过向基金投资者承诺的预期投资收益倍数。

　　第四种方法用于评估非常早期的初创公司，为了降低投资风险，给公司一个任意的估值，向新投资者释放大额的股份（30%或以上），并专注于公司的治理权。双方签署的股东协议以及初创公司发行的优先股中所包含的各项权利变得更加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清算权，它规定了股东退出的时间和优先次序，以及特定类别股东的最低收益保证。其他权利可能包括一项反稀释条款，以防止当前股东的股份在公司未来几轮融资被发行的新股所稀释，从而转移普通股东的责任。

　　用这种粗略的方法计算估值区间，有助于潜在买家确定退出时的利润。事实上，买方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重新计算公司的预测数据。买方打算执行一个具体的计划来为公司创造价值。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公司的价值就会增加。买方计算公司退出时的估值，并比较当前进场时的估值与退出时的潜在估值。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业绩。不确定性及对应风险的水平，决定了能否产生有回报的业绩。公司越年轻，不确定的因素就越多，估值工作就越复杂。有时，买方会给不同场景下的结果分配不同的概率。这个概率树形图的计算结果将有助于确定潜在的估值。

　　管理团队在谈判流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它们并非公司主要股东的情况下。就创业投资和成长资本投资来说，公司管理团队与股东通常有一部分人员重叠。杠杆收购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团队不仅要维护公司作为法人实体的利益，还要协助卖方和买方达成协议。公司管理层还负责向卖方传递信息，以帮助其履行尽职调查职责。在此阶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很重要，因为任何重大信息错误都可能对公司的出售价格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当前股东可以基于自身利益，自由决定接受或拒绝报价。如上所述，被接受的不一定是最高的出价，因为投资团队的质量及其能给公司带来的价值也是考虑的重点。公司的财务规划及其成功所依赖的因素难以量化。在这种情况下，股份出售协议中会包含价格调整机制和超额业绩补偿条款。这些条款是根据公司的实际业绩与股东及管理层希望在交易后能达成的业绩来编制的。收购一家现有的公司时，通常存在一些与该公司过去管理层相关的风险。进行收购的基金可以要求担保和陈述，这些担保和陈述将随着风险的出现而被取消（并由前股东补偿），反之亦然。因此，在某些事项仍然不确定的情况下，无论是有利的事项（比如提供超额业绩补偿）还是不利的事项（提供担保），交易仍然可以进行。

　　尽职调查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目的不仅是核查公司或资产的当前状态，而且是制订一项计划，使其在收购后增值。通过深入了解待出售的公司或资产，买家甚至可以在交易完成前就开始制订行动计划，准确定义假设条件，详细说明要实施的即时措施（比如“100天计划”），设计监控指标，并准备与管理层一起运行的场景。采取这种提前行动的策略，是因为衡量基金管理人的业绩时使用了一些时间敏感的指标，比如内部收益率（IRR）。计划启动和执行的任何延迟都将推迟退出机会的到来，从而降低IRR。提前计划符合基金管理人的利益，特别是对任何偏离初始计划的情况进行预先计划。

　　根据投资模式的性质，财务结构的复杂性存在差异。创业投资是获取初创公司的少数股权，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它必然需要某种正式的法律语言，并且可能需要为公司的员工设立激励工具（比如股票期权）。鉴于初创公司发展所涉及的高风险，投资者所拥有的治理权可能会全面而详细地列入股东协议之中，其中还包括：共售权和随售权等标准条款，用于解决投资者共同退出投资的问题；以及对特定管理决策的否决权，比如高管的聘用、开支计划以及加薪；甚至可能包括约定退出时间表的退出条款。

　　无论是何种投资类型（创业投资、杠杆收购等），股东退出条款都很常见。持有少数股权的基金尤其关注出售股权的条件。在投资基金的倡议下，股东协议可能还包括基于财务、时间或其他标准的强制性出售条款（领售权）。这保证了基金的有效退出路径，即使公司管理层可以按照确定的价格收购该基金持有的股份，它也不能拒绝遵守此条款。在中欧，一些将财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例如移动电话行业）聚集在一起的交易采用了这种结构。投资基金代表一家国际集团收购了一家本地公司，对其进行重组，然后按照基于本地公司业绩预先确定的价格，将其出售给该国际集团。

　　创业投资基金也可能需要补充审计，尤其是在技术、法规或合同事务方面。专利申请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公司的价值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过程的成功。但是，重要的是不高估专利本身的价值。本质上，单独来看专利的价值不高，但它们作为一系列公司未来现金流的保障是有价值的。投资者可能需要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行业审计，以确认专利申请所涵盖概念的有效性和独创性。与大客户所签订合同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也对评估一家年轻的公司至关重要。法律核查人员往往会评估合同，或者在投资之前进行进一步的规范化，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战略收购者或能提供有吸引力的退出路径的投资银行会定期接触最有前景的公司和资产。预测金融市场、估值水平和产业周期的演变尤其困难。一些投资团队聘请了专家来管理这类监控，并提供与投资组合公司相关的专业报告。它们还聘请了并购或上市方面的专家，以实现退出流程的“工业化”。在这方面，基金管理公司越来越多地得到咨询公司的支持，它们对经济周期的预测和投资时机的管理，可以优化投资组合公司的出售价格，既是一种自我控制，也是一种经验。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投资团队不仅拥有投资过程所需的大部分要素资源，还拥有沟通、咨询和战略分析等方面的能力。慢慢地，它们变成了综合型、全能型的投资者。有些团队甚至不止于此，还开展咨询业务，同金融市场上的独立咨询机构一样活跃。美国的黑石集团就是这种情况，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家“资产管理集团”。该集团的地位，以及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已使其转变为一家商业或投资银行。例如，投资银行高盛的利润来源主要是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